方广锠：九种早期刻本佛经小记
雕版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探究其产生原因，我认为主要由于东晋中期以后，佛教进入迅猛发展期。特别是南北朝以来，由于佛教三宝信仰的流传，佛经作为法宝的代表，受到佛教徒的广泛尊崇。当时认为抄写、阅读、供养、流通佛经可积累莫大的功德，故广大佛教徒纷纷投入此项功德活动。由于社会对佛经的需求量很大，而人工抄写的效率较低，于是古代中国人在传统印鉴、石刻拓片等技艺的启发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术最早产生于何时？学术界向来众说纷纭。有南北朝说、隋代说、初唐说等。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记籍所载必须与实物相互印证，亦即用王国维倡导的“两重证据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所用实物必须正确断代，才能作为研究的依据。1966年，韩国庆州市佛国寺释迦塔发现刻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上有武周新字，很多研究者认为它是武周时期刻本，前些年中韩学者间爆发一场谁才是雕版印刷术真正发明者之争。其实在我看来，争论双方都没有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该《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虽有武周新字，却非武周时期刻本，实际为高丽时期刻本，乃高丽朝（相当于中国北宋时期）修缮该释迦塔时所放置。所以，该《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发现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没有丝毫关联。这个问题涉及面比较广，将来有机会再谈。日本有百万塔陀罗尼，依据有关史籍记载，系完成于公元770年，可称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但所刻仅为篇幅短小的陀罗尼，并非完整刻经。https://p6-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RZoUWuv3AAdaIN?from=pc根据敦煌遗书资料，则最迟在8世纪中叶，中国已经出现刻本佛典。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BD03907号《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是一个典型的8世纪中叶写经，尾有题记：“弟子王发愿雕印。”说明该写本是依据某一个刻本抄写的。遗憾的是，BD03907号本身是一个写本，无年款。因此，该遗书题记的发现难以让我们考察早期中国刻本的实际形态。但《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确有刻本，且不止一种。敦煌遗书伯4501号名为《一切如来尊胜佛顶陀罗尼（加句灵验本）》，刻本，其内容与BD03907号《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相同，但文字、念诵法等均略有差异，属于异本，且无上述雕印题记。故知伯4501号是《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的另一种刻本。想必由于这种陀罗尼的社会需求量大，所以刊刻得也多。由于BD03907号并非依据伯4501号所抄写，故在此对伯4501号暂置不论。总之，敦煌遗书、西域考古发现不少早期印刷品及依据早期刻本抄写的佛经乃至非汉文刻本佛经，此外各地还发现不少早期刻本陀罗尼。上述印刷品，有的已经有研究者写过文章，有的尚待人们去介绍与研究。本文从我曾考察过的早期印刷品中挑选九种，略作介绍。内容仅限于汉文刻本佛经，不包括非汉文刻本，以及汉文刻本中的陀罗尼、版画（含上图下文）、押座文、具注暦日、木刻印刷花饰，也不包括依据刻本佛经抄写的写本佛经。下限截止到五代北宋。https://p3-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RZoUWvBdYtO6s?from=pc一、《王玠金刚经》，唐咸通九年（868）。这是所有刻经中最为著名的一件，有带年款题记，乃咸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祈福所造。也是现知有明确年款的年代最早的刻本佛经。原出敦煌藏经洞，1907年被斯坦因搞到英国，现存英国图书馆。编号为Or.8210/P.02。该刻经卷轴装。首全尾全。496.1×26.8厘米；8纸；共303行，行17～19字。上下单边，卷尾有边栏。框高23.7厘米。卷面基本完好。有燕尾。第1纸为木刻扉画，第8纸为利用残状另接之拖尾，中间6纸为木刻《金刚经》。卷首、尾无版片号，第2纸未见版片号，第3纸至第6纸有版片号，均标注在行间空白处。尾有原轴。该刻本包括4个部分：《扉画》（拟）、《金刚经前仪》（拟）、《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真言》，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经文前后的《金刚经前仪》（拟）与《真言》体现了佛教典籍在流传过程中的读诵仪轨化。该刻经入藏英国以后，曾数次被通卷托裱，以致神采全失。笔者曾有幸三度娑摩著录，无限感慨。幸英国图书馆修复部马克先生用几年的功夫，将原托裱纸全部揭掉，残破处予以修整，使该经基本恢复原状。2009年再次考察，为该《金刚经》重获新生而欣慰。https://p3-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RZoUWvS84BQCZg?from=pc二、《李仁锐金刚经》，晚唐。2014年保利秋拍推出。卷轴装。首断尾全。365.9×24厘米；8纸；共191行，行15～16字。上下单边，卷尾无边栏。框高20.6～20.9厘米。通卷上下边有残缺，文字略损。卷尾无版片号。第1纸、第3纸未见版片号。其余5纸有版片号，标注在行间空白处或版端。该刻经现存3个部分：除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首残）、《金刚经陀罗尼》外，末尾有长达10行的《转经回施文》。并存刻工题记“李仁锐雕印”。故知非特定人为特定目的做功德所刻经，应为经坊刻经，对研究当时佛教流传形态有较大意义。本遗书风格、字体、形态、内容、纸张与前述《王玠金刚经》均甚为接近。时代亦应相近，惜保存状态不如前者。https://p1-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RZigD307ZNdmcp?from=pc三、《三十三分金刚经》，晚唐。此刻经为2008年保利春拍拍品。现为某佛教博物馆收藏。卷轴装。首脱尾全。426.5×28.2厘米，9纸，共247行，行17字。上下单边，卷尾无边栏。卷前部略有残破。有燕尾。尾有原轴，两端涂朱漆。有版片号，标注在版端。该刻本现存两个部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首残）、《金刚般若根本陀罗尼》。此件风格、字体、形态与上述《王玠金刚经》、《李仁锐金刚经》较为接近。刊刻年代亦应大体相近。主要特点是所用纸张为典型写经用打纸，砑光上蜡。故不少文字墨迹难以渗入纸纤维，堆积在表面。每版28行，与标准写经款式相同。更为可贵的是，该经将约唐长庆年间加入《金刚经》的“众生段”单独列为“众生净信分第二十二”，从而将所谓昭明太子所编的“三十二分金刚经”增列为三十三分。此种形态的《金刚经》，至今为止，仅此一件，具有较大的文献价值。四、《弥勒上生经》，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2014年保利秋拍推出。卷轴装。首断尾全。123.6×26.5厘米；5纸；共69行，行17字。上下单边，卷尾无边栏。框高23.2厘米。卷前部、上下边有等距离虫蛀。有燕尾。尾有原轴，两端涂棕色漆。有版片号，标注在下边。本刻本的珍贵之处，在于有明确题记年款、功德主、刻工等。作“功德主讲《上生经》僧拪殷”、“雕经人王仁珂”、“天成二年十二月日邑头张汉柔”。本刻经为现知有明确年款，且年代较早的第二种刻本佛经。五、《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晚唐五代。2002年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卷轴装。首残尾全。尾有“慈氏真言”、“生内院真言”等真言两道。有刻工题记，作“隰州张德雕板”。有版片号，标注在版端。关于本刻经，我曾撰《国图新入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侧记》介绍，此不赘述。六、《妙法莲华经》卷二、《妙法莲华经》卷六，五代宋初。卷二为2009年保利秋拍拍品，现由笔者收藏。卷六为山西高平文管所从民间征集，今藏该所。卷二，卷轴装。首断尾全。长657厘米，共13纸。无板框，上下墨栏后划。卷六，首残尾全。与卷二形态全同。两卷曾置于同桌比较，确定出于同一副版片。惟卷二保存状态较好，卷六次之。这两卷为五代、辽刻的可能性较大，不排除宋初刊刻的可能。七、《观世音经》五代宋初。本刻本原藏敦煌藏经洞，今存英国图书馆，编号为Or.8210/P.13。卷轴装。首残尾全。163.5×23.4厘米；5纸；共98行，行17字。前4纸中部残破较甚，卷首另有宋初人抄补。现存版片号或标注在行间空白处，或在版端。八、《三十二分金刚经》，五代后汉乾祐三年（950）。该刻本亦出自敦煌藏经洞，现存两个残本，分别收藏在英国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Or.8210/P.11、伯4515号。粘叶装。两号分别残存若干叶，但均存尾叶，故知原为各自独立的两册。末纸有题记：“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岁五月十五日记。/雕版押衙雷延美。/”雷延美为敦煌当地刻工，该刻工还刻有《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等。因敦煌归义军政权不承认五代后汉政权，故沿用后晋天福年号，将乾祐三年称为天福十五年。此《金刚经》乃常见之三十二分，为现知有明确年款，且年代较早的第三种刻本佛经。九、《弥勒下生经》，五代北宋。2014年保利秋拍推出。卷轴装。首断尾全。153.1×26.8厘米；6纸；共87行，行17～18字。上下单边，卷尾有边栏。框高20.4厘米。尾有原轴，两端涂黑色漆。本刻经的特点是版片较长，现存之末版达101.7厘米，刻60行。由此全经仅三版即可刻完，故该刻本无版片号。接纸刷印在古籍中虽不罕见，但该刻本后4纸依次粘接，刷印同一版的文字，则较为罕有。本刻经虽无年款，但背后有古代托裱，托裱用纸应为五代末期社司文书，可见“乾祐”、“广顺”等年号。考察其托裱形态，并非因原卷残破而修裱，应属加固性质。因此，托裱年代与印刷年代相差不应太远。此外，从风格、字体、形态看，本刻经与北宋刻本比较接近，故为北宋刻经的可能为大，但也不排除五代晚期的可能。https://p1-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RZoUYqq8q1oBw2?from=pc作者方广锠工作照早期刻经存世量少。至今为止，可以确认为五代以前，或有可能为五代以前的刻经，仅上述九种。当然，囿于见闻，或者还有一些早期刻经被本文遗漏。由于早期刻经存世量少，且渐次浮现，故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我比较幸运，上述九种刻经均曾过手，有的曾多次考察，有的在我家存放相当长时间供我反复考察，甚至自己就收藏一件。鉴定实践中，觉得虽然有咸通九年、天成二年、乾祐三年等一些有纪年的刻经作为标杆，但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故对一件无款刻经做出确切断代，依然有一定的难度。坦率说，对上述《妙法莲华经》卷二、卷六，我比较倾向是五代、辽的刻本。但正因为我自己收藏同一种刻经，故2009年担任第二届珍贵古籍名录评选之敦煌遗书·佛教典籍组组长，为高平藏卷六断代时，宁可把该经的刊刻时间向下延到北宋，因为的确不能排除此经刻于北宋初年的可能。又如《王玠金刚经》、《李仁锐金刚经》、《三十三分金刚经》等三种《金刚经》都是晚唐所刻，要说到底哪种刻本刊刻的时代更早，我虽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毕竟都是依据这些刻本呈现的各种形态所作的逻辑分析，缺乏一言九鼎的铁证。本文将《王玠金刚经》列为第一，无非因为它首尾完整、品相最好、且有明确年款，并不表示它的刊刻年代在现有诸经中确为最早。故本文对九种早期刻经的排序只是一种行文的方便，并不完全代表笔者对它们实际刊刻年代的判定。我对上述早期刻经断代的具体思考，拟将来再撰文详细说明。但我相信通过这篇短文，人们已可大致把握上述九种早期刻经的概貌，且从总体鸟瞰早期刻经的概况，并由此判定每一种刻经各自的价值。经过千年历史风雨的洗刷，还能有这样九种早期刻经存世，是我们的幸运。地不爱宝，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早期刻经面世，既见证中华悠久的灿烂文化，也增加我们对早期刻经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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